富民新村:小康路上的关键“决择”

2022年8月30日 0 Comments

2019年8月21日,习来到甘肃武威古浪县富民新村视察脱贫攻坚工作,并作出“老百姓的幸福就是的事业”重要指示。由此,这个地处祖国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移民新村映入全国人民的眼帘。

带着习的殷殷嘱托,牢记习的殷切期望,富民新村全体村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和各项惠民扶持政策的支持下,埋头苦干、锐意进取,于2020年整村实现稳定脱贫,并大踏步迈上更富裕的康庄大道。

三年后的今天,富民新村已然又是一幅“富美”景象:金色大道贯通东西,产业园区厂房林立,温室大棚连绵数里,养殖区内牛羊成群,村道两旁绿树成荫,人人脸上喜气洋洋……

然而,今天的幸福,离不开昨天的艰辛,以及一次又一次艰难的“决择”。这些“决择”,或是个人,或是家庭,或是集体,其中,不乏艰难与悲壮。这些“决择”,由小到大、由大到小,汇聚在一起,便是富民新村开启新征程的“丰碑”,与壮丽的史歌。

2016年年底,干城乡干城村的康君州便已“嗅”到了搬迁的信息。之后,他的心里一直不踏实。

没过多久,干城乡政府召开了移民动员大会,康君州参加了会议,由于此前已经“嗅”到了信息,所以,听到要搬迁的信息时,他并不诧异。但让他惊愕的是,干城乡等3个乡要整乡搬迁,而且,搬迁的地方在黄花滩。

黄花滩,地处古浪县西北部、腾格里沙漠南侧。彼时的黄花滩,看不见美丽的黄花,是一大片戈壁滩。

起初,村民们并不清楚,为了解决全县居住在山区群众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已然筹划许久,多方寻求对策,得出的结果是:搬。

针对搬到哪的问题,党委政府更是访遍古浪县的山川大漠,权衡各项利弊,尤其是从“用产业发展解决群众长期收入问题”的角度出发,最终选择了适合发展日光温室产业与养殖产业的黄花滩。

良策已有,蓝图已绘,只待修建竣工、村民搬迁。但是,大兴土木易,村民搬迁难。

许多村民坦言,当初政府是痛下决心制定移民政策,用巨大代价为百姓美好的未来着想。而大家因为故土难离,带着“未来何去何从”的疑虑与搬迁对抗。

“没水、没地,即便政府给咱们修了房子,咋活下去嘛……”这样的疑虑,几乎每个人都有,康君州也不例外。大家一致认为:搬不了。甚至,村里许多老人直言:干城村历史悠久,想要搬迁,根本不可能!

接到搬迁消息时,村民王建国也不情愿。将消息通报远在千里外从军的儿子后,儿子给他的回复是:政府让搬你就搬,我们要相信,政府一定是用发展的眼光决定的这个事,咱们也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儿子让我搬,我就搬。”王建国带着自己的疑虑和对故园的不舍,早早地搬了下来。他坦言,“直到搬下来一年多,日子越过越红火,我才知道什么是‘发展’的眼光。”

比起一些村民的不理解,定宁乡星光村的蒲万林绝对是拥有“发展”眼光的村民之一。

14年前,不愿靠天吃饭的她与丈夫离开家乡务工,并在瓜州县买房定居。10年后,即2018年得知移民政策后,又举家从瓜州搬回故乡,定居富民新村,开启了自己养殖、种植的致富之路。她说:“幸好走瓜州时没有转户口,不然,回不来了。”

看着有人搬走,考察发现富民新村交通便利,加之自己的老房子也亟需修缮,康君州索性就搬了下来。他说:“吃水、就医、孩子上学等一系列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而且,种植1个大棚,就顶的上我在山上的那几十亩地一年的收入,何乐而不为。”

动员搬迁时,张福德已经花几万元购置了钢筋、水泥、红砖等建筑材料,开始动工盖一院新房。而且,背靠着大山,他还养着几头牛,每年收入也不错。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你们搬吧,我就不搬了,把新房子盖起来,不比山下差。”

不久后,张福德乘着帮兄弟搬家的机会去了一趟富民新村。当天,正好赶上刮风,他的头发里全是黄沙。站在村头望去,周边全是沙漠。他说:“那一刻,心都凉了”。这也坚定了他不搬迁的信念。

一年多后,全村60多户人家搬走了,剩下了包括张福德在内的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孤零零地生活在山上。每天交流最多的,便是搬迁动员干部。在一遍又一遍的动员,特别是看着搬下去的村民们生活已然欣欣向荣时,张福德“坚决不搬”的意志开始松动。

两年后,富民新村生机盎然,而萱马河村更显凋零,张福德终于下定决心搬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盖起的房屋,两行老泪随着离开的脚步越发不可收拾……

“搬到新家,我和老伴没有一丝的喜悦,而是大哭了一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福德依然眼含泪水。他说,“这两年清明去老庄子附近去上坟,我都要喝几口萱马河水,再用河水洗把脸,抓一把土回来。”

故土难离,但唯有斩断故道,才能彻底摆脱贫困。如今,不论是康君州、王建国,还是张福德,以及其他当初不愿离开的村民,都已经通过种植、养殖,务工、公益性岗位等,过上了比山上优越数倍的日子。

对此,张福德说:“不后悔,能有今天,我还得感谢当初一遍又一遍上门动员我的干部们。”

因为群众自主选择移民点,所以居住在富民新村的1379户4580人来自于南部山区的8个乡镇。除了个别结伴而来的村民外,其他村民相互之间并不认识。特别是多年来因为地缘因素形成的乡镇界线,村内原先一个乡与一个乡之间的村民几乎互不来往。而且,搬迁工作战线较长,新的村委会还未成立,村民依旧由原先的乡镇管理。因此,面对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模式,邻里之间、家庭内部,纠纷矛盾日益凸显。

“邻里吵架、聚众赌博、打架斗殴、喝酒闹事、婚姻矛盾等时有发生,社区融入成为当时村内面临的大问题。”富民新村党支部书记张延堂说,“亟需形成新的村规民约和具有新气象的农村文化。”

2019年5月,富民新村党总支成立。村两委班子在研究产业发展的同时,将社会治理提上了重要位置,首要任务是:让大家熟起来。

为此,村委会通过召开村民会议、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文艺演出、利用公益岗位让大家一起劳动、利用文化广场让大家一起活动等,迅速提升了村民之间的“熟悉度”,培养了邻里感情。

在不断的探索中,富民新村很快构建起了以党总支为核心,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监督委员会、村妇女联合会、帮扶工作组、小区党支部分工协同的管理机制。同时,构建起了党总支为一级网格、4个居民小区党支部为二级网格、16个村民小组为三级网格、10户联防为四级网格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辖区覆盖网格体系。

有了这一管理体系,村内一旦有矛盾,都能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化解。张延堂将其形容为“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

按照“政府支持、社会运作、多元互动”的运作模式,富民新村党总支还成立了村务民主协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红白理事会、文化娱乐协会和志愿服务团队,吸纳200余人参与社区治理活动,从而不断提升村民在社区治理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此前,村内两名村民因为喝酒时“抬杠”,演变成打架斗殴,双方矛盾急剧上升。如不及时调解化解,很可能会上升为两个家庭的矛盾。

“好在网格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上报。”从干城村搬到富民新村后被选为人民调解员的王建国说,“作为调解员,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过一番劝解和调和,双方握手言和。”

不止如此,富民新村还通过探索移民新村法治创建新路径,成立了富民新村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设立了1个公共法律工作服务室,1个综治中心,打造了法治文化广场,组建了4个普法工作队。通过培育普法带头人、普法骨干、法律明白人等,汇聚起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新动能,以此来大力营造村民们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为了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移风易俗,引导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富民新村还先后评选了“美丽庭院”示范家庭73个、“最美家庭”14个、文明股11个,设立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通过这些举措,有效促进了搬迁群众互动交流和情感交往。

尤其在高价彩礼方面,通过宣传动员,彩礼从山区时的十几万降到了目前的7万左右。张延堂说:“我们的目标是,把彩礼降到3至5万元。”

在富民新村,生态建设尤为突出。植树栽花、种草固沙,张福德口中的“满头满嘴都是黄沙”的场景再难遇见,人进沙退在富民新村更是体现地淋漓尽致。

经过几年的多元治理,富民新村于2021年5月被评为威武市文明村镇。同年,富民新村治理模式还被作为农村社会治理新模式在全省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富民新村准备对考上“985”“211”等重点高校的学生给予2000元左右的奖励。

富民新村的1379户4580人来自于南部山区的8个乡镇,而南部山区自然条件恶劣,村民们只能靠天吃饭,广种薄收与吃水难、下山难、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大家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落后的农耕文化。

搬迁时,政府给予搬迁群众的政策是:每户出资大概5万元左右,即可获得有90平米住房的院子1个、日光温室大棚1座、养殖棚4个、每人1.75亩耕地。

为了让大家尽快有收入,村“两委”号召大家将大棚种起来、牛羊养起来。而事实却是,搬下来的群众并不愿意种植大棚、饲养牛羊。究其原因,两个:投入大怕亏本、没技术不会种。

针对这两个问题,村“两委”通过县乡政府争取了贴息3年的贷款政策,并邀请市县技术员、养殖专家驻村指导。但是,村民的疑虑依然无法打消。

“没办法,我们就要求所有党员干部每户一座棚,带头种起来。”村支书张延堂说,“第一批230座棚,我们统一种植了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种植技术容易上手的西红柿。”

古浪县园艺站站长王海山说,为了指导村民们学会日光温室内的精细化种植,园艺站的技术员几乎全部下到各个移民点,通过理论培训、实操训练,实地指导、全程跟踪等措施,为种植产业“保驾护航”。至今,还有多名技术员一直常驻移名点,以备村民随时“召唤”。

从2019年9月种植到次年3月收获,每座棚的收入达到了2万元左右。有了示范带头,村民们种植大棚的信心高涨,全村400多座棚全部有了生机。

外出务工数十年又听闻搬迁政策后返回家乡的蒲万林正是对种植满怀希望的其中之一。

因为她的大棚距离富民新村较远,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蒲万林将自己的大棚出租,又从村庄附近以每年4000元的价格租来了两个大棚。经过两年种植,每个大棚年纯收入保底1万元以上,效益极好。

随着种植业被村民们广泛接受,养殖业也悄然发展。蒲万林的羊场年出栏育肥羊可达1000只。她说:“我这样规模或比规模这小点的羊场,村里很多。”

村民收入稳定了,邻里矛盾少了,进一步提高村民收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便成为了富民新村的又一重要任务。

2021年,借着天津市济州区的帮扶春风,富民新村的日光温室全部架设了肥水一体机。该机,可有效提高灌溉效率,从而让“南果北种”成为可能。如今,大棚里人生果、火龙果、车厘子、柠檬等“南果”茁壮成长,未来可期。

“提高品种质量,就能买好价格。特别是火龙果,两年结果,三年丰产,寿命达20到50年,几乎一年四季开花结果。”主要负责“南果北种”试种推广的古浪县扶贫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员郭璞说,“南果北种”都是订单农业,销往港澳及大湾区等地,届时,每个大棚的收益还会有大幅提升。

数据显示,富民新村设置的公益岗位中,保洁人员为128人,其他聘用人员有100多人。也就是说,村里每6户就有一户拥有公益岗位。拥有公益岗位就意味着有一份除种养殖外的额外收入,但这些资金,均需村集体经济来担负。

作为移民村,多年来富民新村受到了各类财政的大力支持。但随着脱贫攻坚工作圆满完成,财政支持逐年退减,村子内部的收支能否正常运行,就得依靠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这一块,我们村集体有自己经营的750亩经济林和投资的羊场、光伏项目等。”张延堂说,去年,由村集体资金投资建设的万只羊场通过承包,收益达到了25万元。同时,投资的光伏项目等收益高达上百万元。而且,包括羊场在内的多个项目,均有聘用富民新村村民务工的协议。

自2019年以来,富民新村聘请村民到经济林务工的模式为:每人每年出工40天,核发3000元工资。由于林下经济开始经营,今年起,每人每年的出工天数增加为80天,核发工资则有3000元提升为7000元。

据统计,近几年,富民新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019年5572元,2020年6052元,2021年7500元。

“如今,产业已经成型,政府不再划拨资金,村子基本实现了自主运转。”张延堂说,“产业兴旺了、百姓富裕了、村庄靓丽了、干劲十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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